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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桥科研温州史学论丛(第十辑)。
2023年12月20日,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在京举行颁奖大会,共有41部史学著作、20种史学刊物获奖。优秀学术成果奖中,“特等奖”空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3部著作获得一等奖,《安阳孝民屯(三):殷商遗存·铸铜遗物》等6部著作获得二等奖,《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等10部著作获三等奖,19项著作获提名奖;《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等3部著作获得优秀普及读物奖;《历史研究》...
2023年10月27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于西安召开,会议公布了2023-2024年社科文献CNI名录集刊名单和2023年度优秀集刊、优秀新创集刊名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新史学》集刊再次入选CNI名录集刊(2023-2024),特此祝贺!
2023年10月20日,根据《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章程》,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审定通过,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工作办公室公布最新一届评奖结果,《清史研究》荣获“优秀史学刊物奖”类别的“优秀奖”等次。
2023年10月14日晚,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97期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成功举办。论坛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历史学院主办。主题为“海外史学期刊的现状与发表程序”,来自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助理教授卢佳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宏达,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蔡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就相关史学期刊的现状、史学论文的撰写与发表等话题进行了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暨历史...
中国唐史学会1980年9月下旬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是我国最早成立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之一,史念海先生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新史学》集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创刊于2007年4月。本集刊采取轮流主编制,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多年来,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入选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来源集刊。本书是第16卷,主题为“历史的尘埃:微观历史专辑”,聚焦于“微观史”,分为四个主题:“历史尘埃下的个人”“小人物的生存之道”“信仰的力量”“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共计11篇文章,其...
2022年11月26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主办,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承办的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取线上视频方式举行。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中国史学科师生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市考古所等高校、科研院所、考古文博系统的辽金史领域10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2022年6月9日下午,在线上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十六讲中,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以“康有为与‘弭兵会’”为题作主题报告,与历史学院及校内外其他师生分享了他对康有为如何走至政治舞台中心这一问题的思考。
2022年5月1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春季学期第十三讲在线上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应邀讲授了“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形象建构与祭祀”。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吸引了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共一百六十余名师生的共同关注。
2022年5月1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2022春季学期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线上举行。台湾大学历史系杨肃献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启蒙运动诠释的新视角”的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夏明方教授、杜宣莹博士分别担任主持人、与谈人。
2022年5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十一讲在线上举行。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18年度青年长江学者李恭忠教授应邀进行题为《“万国史”与20世纪初“中国史”的创生》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兴涛教授、夏明方教授主持并评议。
2022年3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五讲在线上举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仇鹿鸣应邀作了题为“墓志中所见五代正统之争——兼谈如何从石刻材料中提取信息”的学术报告。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的330多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纵览当代中国史学,文风问题已经成为史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史学著述体例的教条死板,语言文字的佶屈聱牙,材料征引的连篇累牍,文气的窒碍不畅,窒息了史学论著的生命力,极大地影响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化传播。史学论著与论文的难以卒读,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严重地败坏着史学的声誉。对于历史学的发展来说,文风的改变,已是刻不容缓!其实,我们很早就发出过这样的呼吁。2001年,《史学月刊》在创刊50周年之际,曾经发表题...
《三国志》以“志”为名,是受到了《尚书》《汉书》的影响。同时它也继承了《汉书》中以“志”作为总结性文体的学术传统。陈寿以此昭示,即便不能叙述大一统王朝的整体历史情况,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可以推测陈寿心中,有着超越王沈《魏书》、韦昭《吴书》和王崇《蜀书》的宏大构想和野心。《三国志》的出现,也为其他区域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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